区块链技术在社会公益方面的潜力已成为许多慈善家、社会企业家和相关非营利组织的热门话题。社会影响联盟(BSIC)与50多个成员组织于6月举行了一次会议，Ethereal将于2019年5月在纽约主办另一次大型会议。与会者都认为，区块链本质上是民主的，因为它没有集中控制，而且它的时间戳、验证系统、审计跟踪和防止篡改的保护措施，区块链似乎非常适合一个以透明和信任为傲的舞台。
对于那些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善事的组织来说，区块链的应用似乎特别诱人。在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等以前“不受信任”的各方之间，或在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之间执行扶贫项目的智能合约，可以更快、成本更低地进行，并消除相互猜疑。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将通过“共识治理”得到缓解。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区块链技术将有助于向难民提供现金援助，并将消除常常困扰物资供应链的欺诈行为。区块链技术的清算所和结算功能可应用于汇划，目前每年的汇划达数千亿美元，从而消除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交易速度。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援助承包商、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自称在第三世界为社会和环境影响而工作的人之间的交易，可能有必要问一个反直觉的问题：充分的透明度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吗？在合同关系的每一时刻都可见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有一个能够为供应链中的每一个项目生成托管链的系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隐藏复杂项目中涉及的一些细节，从标准援助的提供，到培养当地的社会影响企业。纯粹的透明度也会给组织的声誉带来风险。
老实说，社会公益的世界竞争非常激烈。例如，数以百计从事国际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和公司相互竞争，以争取公众的承认、优质人员和最重要的是争取公共资金(政府合同或赠款)和私人风险资本，以及个人、宗教机构、公司或基金会的捐款。这些组织中的人们希望被看到和认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想要在论坛上发言，并且都希望他们的组织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制造和销售产品是一回事，但拯救生命或帮助减少贫穷使你的道德水平更高。在社会影响方面，世界形象就是一切，而筹资（出售这一形象）就是基于此。区块链的应用可能会损害该印象。
设想一个名为“让我们共同消除贫穷”的非政府组织，一个耗资4亿美元、在48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数千名雇员和项目的组织。它赢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笔赠款，用于在马拉维开发和运行一个项目，该项目将培训和装备失业青年，使他们组成生产和销售奶制品的合作社。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要求之一是，获胜公司同意参与区块链技术。将有几个用于报告的数据流，所有这些数据流都位于允许的环境中。该小组的财务报告、人员配置模式、薪金、预算等将列入各种报告类别。添加到每个链中的每笔交易都将经过时间戳和加密验证，例如，包括为项目雇用新工作人员的所有步骤，以及沿商定的时间表编制支出和进度报告。
对于像LEPT这样的组织来说，区块链方法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典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赠款或合同必须经过多次核查才能发放资金。有协议官员代表（称为AORs）、法律工作人员和会计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必须对合同或赠款协议进行检查和签字。这一进程常常造成执行工作的延误，并使许多承包商和接受赠款者感到沮丧。由于区块链创建了一个“智能契约”，其中信任不再是一个问题，所以不需要这些多重验证器，并且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缺点似乎比这里的优点更重要。以LEPT赠款的目标人群为例，青年定义为16至25岁。在马拉维地区，失业青年定期在他们的村庄和城市之间流动，有些人永久地搬到城市。因为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断变化的目标，为项目征聘青年证明比预期的要困难，但是每个被招募的人仍然会被输入一个带有详细信息和时间戳的区块。在最初的3个月内，其中60%的青少年不再参与这项计划，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达到招聘的目标，实地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雇用相当多的30岁以上的人，甚至几名40多岁的人。由于区块链的透明度，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58%的项目参与者不在商定的年龄范围内。
或考虑预算项目“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在区块链出现之前，底层的簿记管理有些灵活;当地情况的每日变化将要求作出在签署项目协定时无法预料的调整。例如，现在有两名本地雇员突然需要住房，而原先在“外展活动器材”项下购置的三辆电单车已无法修理，而预算中已没有余款。该项目别无选择，只能在能力建设项目下为两名当地工作人员提供住房和购买三辆新摩托车。
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的调整，过去是非正式地谈判并被遗忘的，但现在有了区块链，这些调整就成了危险信号，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对如何处理这些调整没有任何决定权。为了透明起见，区块链如预期地创造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理论上是一件好事。但事实上，非正式且通常合理的灵活性已被一成不变的僵化所取代。
在现实中，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和从事这些项目的公司（其中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的数十家公司每年花费在4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的政府资金）都必须做出很大的让步，这既包括上述那些实际调整，也包括一些“善意的谎言”的道德妥协。例如，地方政府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的年度报告曾经引以自豪的是，捐助的每一美元中，有0.90美元直接用于其项目的受益人。如果LEPT要创建一个公共区块链，就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这0.90美元包括了执行一个项目所必需的东西，但是看起来并非如此，比如外籍员工的住房、参加会议，LEPT工作人员与资助者讨论可能的建议的费用、雇用顾问起草建议书的费用、LEPT的首席执行官每年两次到每个地区两到三次的旅费来激励员工等等。现在看来，受益社区得到的资金远远不到0.90美元。
LEPT在区块链时代之前的另一项图像增强项目曾声称，LEPT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个项目中的工作影响了数百万的穷人。但是有了区块链，现在很容易看出LEPT实际上是一个分包商，在相同的项目中有两到六家其他公司，而这些其他组织提出同样的影响索赔，而且往往有相同的确切数字。这种相当常见的重复计算，在某种意义上是印象管理中无辜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完全可见。
鉴于公众长期以来对许多外国援助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些是基于对其范围和目的的误解，因此，对于过去的援助方式，或许有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可以说，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透明度。无论是非营利组织还是营利性公司，都声称自己处于社会影响领域，这关系到它们的声誉和公众形象。尽管区块链有很多诱人的可能性，可能只是拉远了一些组织想要的幕布。
